下面的讨论虽然以元代陶瓷为主题，但是当年的陶瓷文献存世极少，倘若仅凭它们对证实物，多数疑案或许永远无法索解。因为陶瓷属于手工业，手工业的通则也一定适用于烧造，而手工业文献今存尚多，故本文征引的手工业文献较多。因为丝绸是元代最重要的手工制品，又与陶瓷同属手工艺，而丝绸文献大量遗存，故在本文征引的手工业文献里，记述丝绸的不少。

一、浮梁磁局职掌

按照《元史》的记录，浮梁磁局是皇家的瓷器作坊。不过，总有陶瓷史家愿意为它增添职掌。一个有影响的说法是，“‘浮梁瓷局’应该是当时管辖一方手工业生产的机构，或兼有为朝廷、官府定烧贡瓷等官用瓷器和其他手工业品及课税的功能”【1】。尽管表述的都是或然性判断，但比对《元史》，还是多出了管辖当地手工业与课税两个可能的职掌。

浮梁磁局应“管辖一方手工业生产”？这不合元代制度。蒙元文献里，尚未闻见以官府局院管辖所在地各类造作的事例。蒙元时代，特重造作，不论民间、官府，造作都由政府派员监管，虽然有宦官伯颜入闽催督绣段【2】，虽然有外臣堵闰受命督陶于饶【3】，但这些该算特例。当年，通例是由地方的民政长官监管属地造作，故《元典章》卷58《禁治纰薄段帛》称：

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，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……随路街市卖卖之物，私家 贪图厚利，减克丝料，添加粉饰，恣意织造……仍令本处管民达鲁花赤、長官不 妨本职，常切用心提调……路府州县达鲁花赤、长官不为用心提调，致有违犯，罚俸二十日，再犯取招别议定罪。【4】

“随路街市卖卖之物”自然是民间产品。不止民间造作由地方长官"提调"，都城以外的官府作坊也由他们"提点"，故《通制条格》30《营缮·造作》载：

至元二十八年六月，中书省。奏准《至元新格》：……诸局分造作局官，每日躬亲遍历巡视，工部每月委官点检，务要造作如法，工程不亏，违者随即究治。其在外局分，本路正官依上提点。【5】

元代没有正式的法典，但不时将“敕旨条令，杂采类编”，以为各级官衙行政的依据。故载入《元典章》和《通制条格》的文书，当年被普遍奉行。明清的景德镇陶瓷文献大多说到“本路总管监陶”，饶州路总管段廷珪监陶，也早为学人熟悉，而饶州路总管恰是“本路正官”。

因此，管辖当年陶瓷烧造等景德镇手工业的，并非浮梁磁局，而主要是饶州路总管等“本路正官”。至于浮梁磁局，只管局内造作。

浮梁磁局或兼有“课税的功能”？这与史籍抵牾。关于浮梁磁局的记录，已知有两处尚存，一为《元典章》，一为《元史》。前者在列举官员职品时，仅仅提及浮梁磁局副使秩正九品【6】，后者的记述却详备许多，并且明言职掌：

浮梁磁局, 秩正九品，至元十五年立。掌烧造磁器, 并漆造马尾、棕藤笠帽等事。大使、副使各一员。【7】

关于两书记录的官员品秩不同，因为再无史料，孰正孰误，已经无从判断。依据主官品秩高低，判断磁局规模大小的做法，因此也无法获得确证。但是能够认定，详记磁局职掌的《元史》并未言及“课税的功能”。查《元史》，浮梁磁局归隶将作院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，而将作院与其属下的各总管府、各局院皆无税收的职掌【8】。

不过，元政府在饶州与景德镇确实课税，但课税却另有官衙，那是当地的税务。按元人的一则记录，饶州的税提领秩正八品、浮梁景德的税提领秩从八品【9】，或正八品【10】。既然当地课税有专门的官衙，磁局便不该再有兼掌课税的可能。对于民间造作，课税古今皆然。而从饶州路税务的品秩与浮梁（县）景德相近或相同，景德镇民间烧造的繁盛也能推测。

沿用赵宋旧制，蒙元政府对民间窑业实行“二八抽分”。虽然也可变通为折钞缴纳【11】，但常规仍是以产品的五分之一充当实物税。早在至元五年（1268），这个做法已经推行【12】，关于精美元青花的烧造时代，学人普遍相信不会早于文宗朝（1328-1332年）。从一件土耳其精美藏品的题记看，“二八抽分”起码在景德镇延续到了元后期。在托普卡普宫博物馆，有只元青花八棱葫芦瓶（图1），其足底有墨书的“未□”（图2）【13】。两字之中，尚难准确辨识的那个，从字形看，应当是“抽”。若辨识不误，此瓶便是抽分制度在景德镇延续到元代后期的物证。

图 1

图 2

因此，在元代的景德镇，确有对民间烧造实行“二八抽分”的课税机构，但那是当地的税务，而非浮梁磁局。

说浮梁磁局烧造瓷器，这一般不会引来异词。磁局隶属专为皇家制作的将作院，“太禧”盘等考究的卵白釉器物应是其产品，一些青花瓷器应该也是。尽管元代管制松弛，造作僭越所在多有，且1352年以后，元廷对当地失去控制，此前的造作等第也随之消逝，故不可将双角五爪龙纹器物一概视为磁局产品。然而，这类青花若集中出土，且经考订，便仍能推断，如1988年出土在景德镇风景路明代御器厂故址的那批残片，它们也大多饰以御用的双角五爪龙纹【14】。

完好的器物应当也有孑遗，如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参展上海博物馆《幽蓝神采》的那件（图3），其造型虽被判断为“蒙古包”，但指为笠帽架或许更加妥贴。此器足径18.5厘米，足部周长约58厘米，足部以上略收，这个尺度、这种形制托架笠帽显然适宜。而在烧造瓷器之外，浮梁磁局还“漆造马尾、棕藤笠帽”，青花笠帽架应该是棕藤笠帽的配套产品。至于江西的上等棕帽，当年极得上层青睐【15】，配上帽架，便更显高贵。

图 3

这样，《元史·百官志》的记述依然可以信赖，浮梁磁局不是“管辖一方手工业生产的机构”，也不会具备“课税的功能”，其职掌就是瓷器、笠帽等制作，并且，卵白釉、青花瓷等制作延续到元代后期。

二、“至正型”的生产者

对于那些形体硕大、图案繁满、发色深浓、制作考究的元青花，中国的学人常以“至正型”称之。这个命名虽欠严密，但因文字简省，又相沿成俗，下文仍将采用。

关于“至正型”，笔墨官司实在太多，突出的一个，便是生产者为谁。说它们出自民间工匠之手，显然无法解说作品缘何如此精美、面貌缘何如此相似。说它们是浮梁磁局的产品，显然又无法解说烧造地点缘何如此分散。目前，“至正型”残片的窑址已经发现多处，湖田窑区里有，老城区内更多【16】。从浮梁磁局的大使或副使秩正九品，且制瓷的同时又“漆造马尾、棕藤笠帽”判断，其烧造的规模不会很大，窑址不应散处各地。

窑址分散的问题己经引起关注，有专家推测，“官窑产品可能是选择了当时较好的民窑来承担”【17】，还有专家相信，官窑作坊“分散于景德镇元代生产瓷器的各个地方”【18】。不过，如果全面考察元代造作，不难发现还有更大的可能存在，即元代匠户有大量的役外劳作，许多“至正型”是浮梁磁局匠户役外烧造的商品。

讨论匠户的役外劳作应先从其年均额造量入手。对此，现存的两种方志资料保留着元代丝织匠户额造量的明确记录。《永乐大典》卷19781《局·织染局》：

《新安志》：“元织染局在西北隅旧酒务基，打线场在西南关练溪东岸。先于至元二十一年，分拨到宁国路织染局生帛机五十张，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，自本年正月为始立局。岁造生帛三色，凡一千六伯一段。二十四年，改造熟帛、丝紬，如生帛之数，凡六色，四季起纳。至元二十八年，添造宁国路丝紬一百五十段。”【19】

即匠户平均岁造不足两段，平均一张生帛机由17家以上的匠户操作。元代的官府作坊有中央和地方两类，宁国路织染局属地方官府作坊，或因其产品质量略低，而额造量稍大。中央官府作坊则或因产品考究，而额造量更小。在资政院属下，有个史家熟稔的东织染局。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6《官守志一·本朝统属官制》：

东织染局 至元十七年，于城东南隅前宋贡院立局。有印，设局使二员，局副一员。管人匠三千六户，机一百五十四张，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，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。隶资政院管领。【20】

这个局院设在今南京，管领它的资政（正）院本名徽政院，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，被元顺帝更名，为其二皇后奇氏聚敛财赋【21】。即令为皇后织造，对段匹的质量要求或许非比寻常，而匠户平均岁造才略多于一段半。虽然难免“工多匠少”，但不惟产量太低，而将近20匠户围绕一张织机操作，情形尤其不可想象。

东织染局和浮梁磁局同在江浙行省、同样隶属中央，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于1343年开始修纂，次年雕版刊印【22】，这个时段又在“至正型”烧造的年代之内。两局可比性既然如此之高，那么东织染局匠户的年额造量极小，浮梁磁局的匠户就不该例外。

额造量实在太低，完成无需较多时日。完成之后，匠户做些什么？其实，元代的匠户往往不必“常川入局”，应役之外也在从事职业劳作。役外劳作主要有两种：一是依然被政府或局院的“官人”“影占”，以窃取的官府物料为其“带造生活”【23】，这被时人称为“梯己的勾当”【24】；二是使用自家设备，自筹物料，自行制作、自主发卖，官府文献所谓“各局院里合造的额数造了呵，放还教做他每的勾当，养喉素（意即果腹）吃呵”【25】，便指此而言。

无论官员的“带造生活”，抑或匠户的自造自卖，产品都要投放市场，谋求以旺销获取更大的利益。能否旺销，形制至关重要。由于官府设计的水平更高，更合时尚，更显尊贵，最受推崇、最利销售，所以匠户的役外劳作应当往往采用官府的设计。

官府的产品自有官派的用场，不能以设计的随意，服用的僭越，破坏了钦定的等级制度，因此必须采用经中央机构，甚至帝王核准的范本。当年，与浮梁磁局同属将作院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的，还有个画局。刘新园早已指出，这个画局只设计，不制作【26】。如此看来，磁局匠户的役内劳作只是将钦定的画局图样复制成瓷。官府的设计非但有范本，范本还极其稳定，“不许辄自变移”【27】。产品若要出新，则须呈禀，核准之后，方可生产【28】。

稳定的官府设计早被长年服役的匠户熟悉，复制不仅免除了设计，还更利销售，自然乐于为匠户采用。元政府一再禁断如同官府产品，甚至御用样式的服装、丝绸、饰物等等的私自制作和非法售卖，这在《元典章》《通制条格》中记录甚多，它们就是匠户的役外劳作常取官府设计的反复证明。

“至正型”不仅制作精良，而且材料考究，磁局匠户的役外劳作也确实能够得到官府的材料，“带造生活”的屡被禁断，原因之一就是总要私占官府物料。关于民间制作也能获得官府物料，孔克齐有过著名的描述，其《至正直记》卷2《饶州御土》说：“饶州御土，其色白如粉垩，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，谓之御土窑。烧罢即封土，不敢私也。或有贡余土，造盘、盂、碗、碟、壶、注、杯、盏之类，白而莹，色可爱。”上引文还说明了，如果材料相同，役外劳作的商品也能质量绝佳。

浮梁磁局的匠户也会如同丝绸等其他局院，服役之外，还被迫“带造生活”、主动自产自销。由于匠户的役外劳作往往采用官府的稳定设计，又可能获取官府的物料，所以可以解说不同窑址发现的“至正型”缘何同样精彩、风格缘何如此酷似。由于匠户分散居处，所以可以解说“至正型”缘何发现在多处窑址。

这样，“至正型”的生产者应当至少以浮梁磁局的匠户为主，一些作品是匠户役内的产品，有些则为役外的商品（如前述土耳其藏底足墨书应为“未抽”的青花葫芦瓶）。役外的商品是特殊的民间陶瓷，虽属民间烧造，却出自“系官人匠”之手，它们与役内的产品往往风神一致，同样精彩。至于同一窑址会出土不同风貌、不同质量的元青花，原因当在役内产品既要满足皇家使用，还有赏赉的用场，而役外商品则会面向不同财力、不同文化取向的主顾。

后记：我与刘新园先生谊兼师友，三十年里，我们议论最多的陶瓷品类就是元青花，而他对元青花的研究贡献极大。如今，新园先生谢世已经三年，请以此文纪念这位极富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卓越陶瓷史家。

注释：

【1】上海博物馆编《幽蓝神采：元代青花瓷器特集·元青花研究六十年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8页。

【2】《元史》卷144《答里麻传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，第3421页）：“泰定元年，……朝廷遣宦官伯颜催督绣段。”

【3】事见俞希鲁：《至顺镇江志》卷19《人才·仕进·土著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0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第2860页下栏）。学人对此早耳熟能详，却忽略了对堵氏精明干练的记录。张铉：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3下《金陵表七·元·至大三年》（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第5495页下栏）称：“镇江人堵闰，字济川，任本路录事。听讼明察，判决无滞，城内称治”。堵闰的荣宠、督陶当与此相关。

【4】中华书局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陈高华等点校本，第1962-1963页。

【5】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1年方龄贵校注本，第731-732页。

【6】《元典章》卷7《吏部一·职品》，第222页。

【7】《元史》卷88《百官志四·将作院》，第2227页。

【8】认为浮梁磁局掌课税的说法，应当受了明清议论的导引。明末的王宗沐《江西省大志》卷7《陶书·建置》称（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9年影印本，第813页）：“元更景德镇税课局监镇，为提领。”又说（第815页）：“元泰定，本路总管监陶，皆有命则供，否则止。”此后的陶瓷文献每每受此影响，蓝浦、郑廷珪：《景德镇陶录》卷五《景德镇历代窑考》讲得最明确（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3年傅振伦详注本，第63页）：“至泰定后，又以本路总管监陶，皆有命则供，否则止税课而已，故唯民窑著盛……”尽管晚近的议论言之凿凿，却无法获得元代文献的支持。

【9】《元典章》卷7《吏部一·职品》，第217、220页。

【10】《元典章》卷9《吏部三·内外税务窠阙》，第339页。从《元典章》所记浮梁（县）景德税务品秩的不同，可知此书内容，如与陶瓷史有关的浮梁磁局副使的品秩，也难尽信。一般认为，不同于官修的《通制条格》，《元典章》或由吏胥抄记，坊贾刻印，这令舛误在所难免。

【11】《元史》卷94《食货志二·额外课》（第2407页）载，冀宁路有“磁课”58锭。当年的冀宁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，其“磁课”折钞，或因当地瓷器质量不高。

【12】《元典章》卷22《户部八·磁窑二八抽分》，第895-896页。

【13】三杉隆敏：《中近东的中国瓷器》，香港大学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二册第78页。

【14】刘新园：《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代之官窑瓷器考·四》，《文物》2011年第11期，第55-57页。

【15】《朴通事谚解》卷上（汉城：韩国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，1933年影印《奎章阁丛书》，第55页）记，一位贵胄夜半操马，还戴着“江西十分上等真结综帽儿”。

【16】曹建文、徐华烽：《近年来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9年第6期，第78-88页。

【17】江建新：《元青花与浮梁磁局及其窑场》，《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》，北京：科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91页。

【18】《近年来景德镇元代青花窑址调查与研究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09年第6期，第87页。

【19】北京：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，第7383页下栏-7384页上栏。

【20】 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第5592页上栏。此外，同书卷7《田赋志·贡赋》载（第5638页上栏）：“本路溧阳句容诸局岁造段匹叁仟贰伯件，财赋局岁造段匹壹仟壹拾肆件”，“诸局”当指溧阳州织染局和句容县生帛局。卷3下《金陵表七·元》记，至元二十一年，“置溧阳州织染局，进呈段匹一千八百二十段” （第5490页下栏）；至元二十三年，“设句容县生帛局，造木绵、大绫”（第5491页上栏）；后至元二年，“句容县生帛局改造注丝、斜纹，拨付资政院交纳”（第5499页上栏）。卷8《民俗志·大元至元二十七年本路抄籍户口》则记，溧阳州有匠963户（第5645页上栏）；句容县有匠1060户（第5644页下栏）。由于无法确知溧阳、句容匠户是否皆入局织造，故无从推算匠户的年均额造量，谨录以备考。

【21】《元史》卷92《百官志八》（第2331页）：”至元六年十二月，中书省奉？完者忽都皇后置资正院，正二品。“卷114《后妃传一·奇氏》（第2280页）：“完者忽都皇后竒氏，系髙丽人，……伯颜罢相，沙剌班遂请立为第二皇后，居兴圣宫，改徽政院为资政院。”卷204《宦者传·朴不花》（第4551-4552页）： “髙丽人，亦曰王不花，……累迁官至荣禄大夫、资政院使。资正院者，皇后之财赋悉隶焉。”

【22】《至正金陵新志·修志文移》，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，第5280页下栏-5281页上栏。

【23】 《通制条格》卷30《营缮·造作》，第76页；《元典章》卷58《工部一·不得带造生活》，第1972页。

【24】 《通制条格》卷2《户令·骚扰工匠》，第104页。

【25】 同上。

【26】 《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·五》，《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》第3卷第1期（1982年），第18-19页。

【27】《通制条格》卷30《营缮·造作》，第731页。

【28】《经世大典·站赤》（《永乐大典》卷19419，第7214页下栏）：“（至元二十九年）六月四日，济宁路差委朵鲁赤赴都呈禀绫样。”

本文作者尚刚系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艺术史论系教授，本文原载《文物》2017年第9期，第48-53页。